若干年前，一部社會學著作曾令我深深著迷，題為The Lonely Crowd（《孤獨的人群》），作者是美國學者大衛•里斯曼（David Riesman）。雖然是一部扎實的社會研究專著，借鑒了人口統計和性格分析的諸多繁雜理論，卻仍帶有強烈的隱喻色彩。在最后一章Autonomy and Utopia（自主性與烏托邦）中，作者做出了一個似乎有悖其社會學學者身份的語言：為了使自己與身邊其他人更加相似，人類必將失去其社會自由與個體自主。

　　將《孤獨的人群》與面前這部《網眾傳播》并提，似乎有點勉強：前者初版于半個多世紀之前的1950年，那時電視尚未全面進入美國家庭，麥克盧漢驚世駭俗的《理解媒介》14年后方面世，傳播技術對于個體人格與社會形態的塑造還遠不是個問題。而在《網眾傳播》誕生的2011年，Facebook、Twitter及其中國版本似乎已經成為考察一切社會問題都無法繞開的話題。不過奇怪的是，《網眾傳播》還是讓我下意識地回想起《孤獨的人群》，我隱隱感覺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而正是這種關聯將何威博士的思想納入到傳統社會研究的譜系之中。

　　何著給人最為強烈的第一印象，即是“網眾”概念的提出。在此之前，雖有若干學者使用過這個字眼，但對其做出科學界定并在此基礎上建構社會媒體研究理論體系的，何威博士是第一人。盡管他的界定更多是描述性的，作者本人亦聲稱“不愿意做出全稱式的判斷”，但無疑只有理解了這個稍顯復雜的概念，才能大致摸到何著的思路走向。無論何時，“創建”一個新的概念都是需要勇氣且伴隨著爭議的行為，而最初的觀點交鋒往往是一切新的理論體系得以最終完成建制化的必由之路。作為何威博士的同行和摯友，我樂于看到他的觀點陷入爭議，并盼望這種爭議能夠有助于整個新媒體研究領域的前行。

　　從“網眾”這個概念出發，預示著何威的理論必將迥異于被傳播學界封為主流的美國行為主義研究范式。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何威借鑒了英國文化研究傳統與“使用與滿足”傳統中的“積極受眾”觀，指出“網眾”中個體的互動關系是真實存在而非想象性的，且始終處于流動變化之中。因此，何威試圖建立的乃是一種基于個體能動性（agency）的傳播理論。做出這種選擇，并非個人研究旨趣使然，而源于他對社會性媒體及其社會功能的深刻理解。

　　不過，不同于其他基于個體能動性的社會理論，何威視野內的個體是不順從的，這種不順從性并非完全來自新媒體環境塑造的新型社會結構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始終伴隨著現代社會發展變遷的過程。在第六章的案例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英國青年亞文化研究模型的影子（參見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Routledge, 1991）。新媒體并未顛覆既有的信息傳播與文化抵抗模式，而只是賦予其新的手段與方法。從這個意義上看，何威仍是一位“社會決定論”者，而非“技術決定論”者。在政治意義上，“網眾”等同于“網絡公民”，這并未顛覆“公民”的既有概念內核；在經濟意義上，“網眾”等同于“網絡消費者”，也沒有推翻人類社會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生產-消費”框架。何著的價值最終體現在為既存社會理論體系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路，而非一味追求驚世駭俗的顛覆效果（事實上，這是許多從事新媒體或傳播技術研究的青年學者的“習慣性動作”）。他的研究是扎實穩健且富有啟發性的。鑒于此，即使對于依舊沉迷于傳統媒介（如電視）的研究人員如筆者，《網眾傳播》提出的理論體系也具有強烈的借鑒價值。

　　依舊回到《孤獨的人群》上。對比大衛•里斯曼筆下的“人群”（crowd）和何威筆下的“網眾”，不難看出個體在社會結構中扮演的角色究竟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大眾社會中，學者們幻想的自主性的烏托邦仿佛是個永遠無法企及的所在；而在網絡社會中，技術賦予原子化的個體以更多政治經濟力量，“人群”依舊存在，但已不再孤獨。從這個意義上講，從“人群”到“網眾”的變遷，預示著舊式社會結構的終結。盡管這一過程充滿掙扎與反復、冒進與妥協，其本身也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但比起的舊的烏托邦來，“網眾”時代的烏托邦一掃絕望情緒，無疑為“這個世界會好嗎”提供了更為美妙的答案。學術著作并不必對整個世界提出解釋，但研究者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無疑會對其理論體系的解釋力產生深刻的影響。

　　我與何威博士同出清華，如今又是同行，雖各自躬耕于不同的領域，卻也難以避免會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呈現出一定的親緣性。這篇書評與其說是對著作本身的剖析，不如說是對于我與何威所共同秉持的某種媒介觀的呈現。而這部《網眾傳播》的出世，使一種大致可被稱為“清華思路”的東西有了堅實可信的經驗基礎。它的價值，會在傳播技術的不斷發展與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遷中持續發酵。

　�。ㄗ髡呦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